傅軍“不把雞蛋擱在一個籃子里的”的多元化戰略，曾一度招致很多詬病。然而，在金融危機下，新華聯的多元化戰略優勢得到了顯現，這讓傅軍頗感欣慰。傅軍的經歷，是一代中國民營企業家經歷的一個縮影：官員下海，研讀政治，重朋友義氣，擅整合人脈資源……傅軍的成功史也許會就此成為孤本，因為再難有他所經歷的那個歷史背景和歷史機會。
走進新華聯集團董事長傅軍的辦公室，乍一看，還以為走進了某個官員或者將軍的辦公室。寬大的辦公桌后是一尊毛澤東銅像，左側是曾國藩的坐像，墻上掛著寫有“領軍從容”四個大字的牌匾。
傅軍當過官，后來下海，現在也還有點“官”味，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三十多年來，這個來自湖南醴陵的小個子，一直游刃于官場與商海之間，左右逢源。
仕途正旺卻下海
傅軍出生在湖南醴陵農村，父親是當地村黨支部書記。他從小就跟著父親參加村里的會議。農村的會多是忙完農活后在夜里開，傅軍就常和父親提著馬燈在湖南鄉間的山路上奔走，去聽大人們“議政”，而從小就“列席”村委會的經歷也為傅軍之后的人生下了一個注腳。
高中畢業后，傅軍即回鄉參加工作。不久，“一個公安特派員調走，我馬上就補了上去。”正是借著這個機會，18歲的傅軍走上了“仕途”，并開始“坐著直升飛機升官”。
21歲，傅軍便當上了浦口公社黨委副書記；23歲，擔任茶山嶺公社黨委書記，之后又調到醴陵市擔任經委副主任；26歲，他又升任醴陵市外貿局局長、黨組書記；30歲，傅軍被調到省城長沙，擔任湖南省工藝品進出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至今回憶起來，傅軍還很自豪。“現在30歲的處級干部也并不多見，而那個時候就更難了。不瞞你說，我在政界的16年還是一帆風順的。”
傅軍在政治上可謂平步青云，他也立志要在政壇發展。“我過去當官的欲望還是比較強烈的，目標也是想能做一個像樣的官，光宗耀祖。干公社副書記的時候，我就想什么時候能當上公社黨委書記；當公社黨委書記的時候就想當上縣委書記。剛結婚的時候，我還給老婆半開玩笑地說，我以后一定要有一臺專車，那時只有司局級以上干部才有專車。人生不過百年，一定要干出一些事來。”
33歲時，傅軍已被湖南省委列為“第三梯隊”的重點培養對象。傅軍自己也認為，“我搞政治也是能搞的，因為政治這個東西我覺得我還是懂的。”但很快，懂政治的傅軍卻選擇了告別政治，“下海”了。
傅軍為什么在仕途正順的時候選擇離開？
“為什么我在1990年有一個大的拐彎呢？”傅軍說，“隨著自己逐步成熟，思考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他究竟在思考什么呢？
傅軍下海是在1990年，比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還要早一年多。而在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后，全國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和平演變”的運動，許多人惶恐不安。傅軍說，“那個時候我沒有參與這些，但也在思考問題。我們湖南人還是喜歡思考這些的。”也許，他也在思考四川人牟其中和湖南人楊小凱年輕時思考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后來，這兩個人一個成了企業家，一個成了經濟學家。
同時，另一件事情也觸動了傅軍。1990年，湖南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傅軍擔任省委社教工作隊副隊長，去革命老區瀏陽搞社教。“這次對我的思想是又一輪的沖擊。”因為那里的農民太窮，“革了這么多年命，為什么還沒有把落后的帽子甩掉？單憑口頭說教有什么用？”
同時，政治上的沉悶也讓年輕激情的傅軍難以忍受。“搞政治的話，你更多的是要服從組織安排，那么就是整天開會、開會，有時一個月大概要開半個月的會，而且有些會根本就不解決問題。這樣搞政治，我覺得可能會把一個人的青春、精力浪費了。”“還有一個就是搞政治要去平衡各個方面的關系，差不多要花50%的精力去做這個事情。”
“我是想中國要強盛”，雖然“從政也可以，也能做出一點事來”，但政治已讓傅軍厭倦，那做什么才能讓中國更快地強盛起來？
“發展不是靠做表面文章，根本不是這樣的。中國要強盛還是得靠經濟的強盛，而經濟的強盛要靠企業的強盛。企業的強盛靠什么？那就是要靠人。中國不缺做官的，缺的是真正能打造優秀企業的人。中華民族的復興就需要更多有能力的人投身企業，去直接創造財富，報效國家。真正優秀的人才、有識之士都應該去干企業，去彰顯自身價值。”
于是，傅軍決定下海經商。但是，“從商反對的人多，從政支持你的人多。”
關鍵時刻，兩個人的支持極為重要，一個是當時省里的一位老領導，另一個就是傅軍的夫人吳向明，她拿出積攢下的1000美元錢給傅軍作為經商的本錢。從此，傅軍遠走馬來西亞，憑借自己當初做外貿局局長和進出口公司副總經理積累的關系和經驗，開始在馬來西亞和內地之間做貿易，將湖南的乳豬、乳鴿、蓮子等土特產品賣往馬來西亞，再把馬來西亞的橡膠、木材等銷往國內。
人在他鄉，本錢微薄，要做生意何其艱難。下海不久，傅軍獲悉湖南一家人造板廠需要大量的表背板，而馬來西亞正好木材豐富，有許多表背板生產廠家，這樁生意似乎是為傅軍量身定做。他很快就和國內廠家簽訂了合同。但是，傅軍回到馬來西亞尋找生產商時才發現，當地廠家并不愿意賣表背板，因為只要把表背板壓成三合板，再賣到中國就能賺取更高利潤。他們并不愿讓別人賺錢又培養競爭對手。可是，合同已經簽了，傅軍只得在馬來西亞的原始森林中尋找貨源，因為表背板的生產商多在馬來西亞的原始森林中。傅軍常常得坐兩個小時的飛機，再坐四個小時的吉普車進山，而且原始森林中到處是毒蛇毒蚊出沒。“那個地方，蚊子大得出奇，咬起人來很可怕。”最終，他找到了密林深處的臺灣長榮木業公司，在第三次登門時，終于買到了表背板。
吃了苦中苦，傅軍終于在馬來西亞的原始森林中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并很快發展起來。
1992年，改革“春風”吹遍華夏大地。傅軍回到中國，開始在北海、長沙等地投資房地產，并在1994年控股了老家的一個陶瓷廠。而新華聯歷史上具有關鍵意義的則是之后的兩個年份，1996年和2004年。
1996年，傅軍主要是做加法，大力擴張。新華聯投資東岳化工，進入化工領域；合資長豐汽車，生產獵豹越野車；同時，和五糧液合作，代理“川酒王”，為之后貼牌生產“金六福”打下基礎，新華聯進入了為其帶來滾滾財源的酒業。
2004年則是做乘法，旗下公司紛紛上市。2003年底，收購實力中國，“新華聯國際”實現“借殼上市”； 6月，新華聯參股的長豐汽車在A股上市；8月，新華聯斥資1.54億元收購通化葡萄酒29.07%的股權，控股另一家上市公司；10月，新華聯作為第二大股東的皇城集團也在馬來西亞二板上市； 2007年12月，新華聯控股的東岳集團又成功登陸香港主板市場。
現在，傅軍掌控的新華聯已經成為涵蓋礦業、化工、房地產、陶瓷、城市管道燃氣、酒業、金融投資等多個產業的大型企業集團，旗下擁有全資、控股、參股企業60余家，其中擁有控股、參股上市公司5家，員工3萬余人，年銷售超過150億元，并且連續四年躋身中國企業500強和中國民營企業100強的行列。自此，“新華聯系”已經基本成型。
“我不是‘關系資本家’”
能年紀輕輕便在政壇平步青云，傅軍自信自己是“懂政治的”。“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團結更多的人去實現你的目標。”這顯然也是傅軍在政商兩界均取得不俗成績的原因。
創業之初，一些朋友給傅軍提供了很多幫助，以至傅軍說，“新華聯最大的財富不是資產，而是一批實實在在的朋友。”傅軍也如孟嘗君一般，好交朋識友。據他介紹，“在馬來西亞創業之初，我賺的錢一半都用于接待來自中國的客商。想干大事，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須廣交朋友。”
傅軍為何能在商界結識如此多的朋友？他認為是自己的誠信。
剛下海做貿易時，傅軍決定把價格便宜的湘蓮運到馬來西亞去賣，并和經銷商簽訂了合同。但湖南當年發生水災，蓮子價格飛漲，傅軍若履行合同至少要虧八九萬，這對創業之初的他來說，不是個小數目。但是，傅軍還是履行了合同。“弄砸一筆買賣，就會失去一個朋友。不講信義，沒有朋友，我今后還怎么在生意場上立足？”為此，那個馬來西亞經銷商和傅軍成了好朋友，逢人便夸傅軍講誠信。
1991年，傅軍又與江蘇鎮江一家紙廠簽訂了2000噸木漿貿易合同。雖然行情突變，他還是按期交貨，并為此虧了5.8萬多美元。不過，傅軍又交上了一位好朋友，以至這位朋友后來還幫了他大忙。
90年代中期，傅軍在長沙建造華聯大廈，因合作伙伴違約，新華聯面臨滅頂之災，正是這些朋友伸手幫了他。曾幫助傅軍創業的馬來西亞華商曾欽泉再次給了他700萬元；另一位朋友也出面借給他1000萬元……
傅軍自己總結說，他能渡過難關很大程度上在于認識了很多朋友。 “做生意就是做人，做生意就是交朋友。多一個朋友，就多一條路。”
能交上這么多的朋友，與傅軍豪爽的性格也不無關系。他自稱是個喜歡“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性情中人。據說，對于喝酒應酬，傅軍從來都不耍手腳，有時下屬想幫傅軍代口酒他都很生氣。“喝假酒就是對朋友不真誠。我寧愿傷身體，也不愿傷朋友！”傅軍笑稱，“現在公司變成了優良資產，而我卻變成了不良資產。”
傅軍交友甚廣，不少政府官員下海后也進入新華聯工作。不過，一些人也因不能適應企業而離開了。傅軍坦言，“最難的是觀念的轉變，有的不適應，后來離開去做別的或者回政府了。”
盡管如此，新華聯現在的董事中還有一些前政府官員，比如集團黨委書記楊云華，就曾任醴陵市政研室主任、湖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處長；集團副總裁馮建軍，曾擔任過湖南省工商銀行的副處長；還有集團董事舒世平，曾任長沙市委辦公廳副主任；集團董事曾敏，曾任湘潭市建材冶金局副局長……
之所以用這些官員，傅軍認為，“政府官員里面有不少非常優秀的人才，也有一些適合搞企業，所以我吸納他們進來做管理人員。”而且，“企業一定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一個法治還有待完善的社會，行政部門配置資源的能力非常強，我不理政府是不行的。何況良好的關系也是生產力。你只有跟政府、銀行、客戶等都保持和諧的關系，企業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此外，傅軍認為這還與中國的文化有關。在中國做事，有些時候是講義氣、講朋友，而不是講制度。“中國似乎有一種潛規則，是朋友的事都好辦，不是朋友的事都難辦。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是靠自己爭取來的，你要主動去溝通、去交流。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路子可能會很寬，做起事來也可能比較順。”
與政府保持關系有多重要，做過官員的傅軍對此很清楚。“政治跟經濟是分不開的，在中國你不能不講政治。一個企業的發展要跟國家的發展戰略結合起來，要跟各級政府的發展規劃結合起來。你想辦的事，如果與國家產業政策相符，與地方的發展方針相符，事情就好辦了。因此，我覺得我們民營企業家不能就做一個純粹的商人，既要懂經商，又要懂政治。”
傅軍當初能從北海房地產泡沫中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也是因為當地政府幫了忙。“廣西電信局要在北海建設一個培訓中心，朋友幫我聯系，我就把這個沒有完成的四星酒店賣給他們了。”此外，投資華聯陶瓷，是當地領導撮合；投資東岳化工，也是在當地掛職的朋友介紹的；而與長豐汽車的合資也與湖南省領導的介紹和支持不無關系；后來收購邵陽酒廠，也源于當地領導力薦。
為此，很多人認為傅軍與胡雪巖相似，甚至有媒體戲稱傅軍是“關系資本家”。對此，傅軍很不滿意。“這個題目很俗氣，我不是關系資本家，我很不贊同那個作者的觀點。”同樣，傅軍也不認為自己利用了這些政府關系，“坦率跟你們說，我們還真沒有找人家批什么條子來為我們解決一件事。”
傅委員提議“中國要造航母”
傅軍對于自己的政治才能頗為自信。“我在政府部門工作16年，政界的東西基本上是了解的。”從商之后，他的政治才能同樣得到了體現和承認。傅軍先后獲得了一系列的頭銜——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理事、湖南省政協委員、湖南省工商聯副會長……就在不久前，傅軍還當選為北京湖南企業商會會長。
近年來，政府開始給予那些富起來的新階層更多認可，并給他們提供了很多參政議政的機會。傅軍正好是一個代表，他被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委員。這兩個職務雖不是官職，更多是榮譽稱號，但畢竟還是有些“官”味，傅軍也很珍視這兩個頭銜。
對于全國工商聯主席，傅軍認為不僅僅是個榮譽職務，也是一種責任、一個渠道，“通過這個政治舞臺能很好地向政府反映情況，爭取權益。”此外，“還可交更多的朋友，掌握更多的信息。”
在全國工商聯，傅軍同樣頗有人緣。因為懂政治，他還被大家選為全國工商聯參政議政委員會主任。“大家說我在政府部門工作這么久，比較熟悉這些，我也接受了這個職務。”
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傅軍雖然知道這個職務也會耗費不少精力，但也樂此不疲。“因為中央也希望了解最基層的事情，我們作為企業一線的政協委員，有責任反映社情民意，反映基層的實際。”
今年兩會期間，傅軍一口氣提了四個提案，包括大力發展村鎮銀行、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政府要規避對企業的多重清查。而他的另一個提案，則是提議“國家要大力建設強大的海軍”。盡管傅軍自嘲是“不務正業”，但仍以為，“我這個提案還是很有分量的”。
傅軍認為，為了我國未來海洋資源的利用、商業利益的保護、國土的保衛，國家要大力發展海軍，“包括航空母艦，我專門提這個。”“你看明朝鄭和下西洋，那氣魄！你說我們釣魚島，老在這個問題上受小國家欺負，這不開玩笑嗎？現在中國的GDP已達到30萬億元了，是時候考慮這個了，再不考慮就是國家不想成大事。我們要吸取甲午戰爭的教訓。”對此，我們雖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傅軍愛國的情懷還是值得肯定的。
盡管現在有了參政議政的機會，當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委員，但傅軍對于政治還是保持了理智。“企業家不能不關心政治，但更多的精力還是要放在自身企業的經營上。把企業做強做大，這也是企業家最大的政治。”
記者曾采訪過另一位中國的商界名人。因為企業辦得不錯，他被選為當地的總商會會長，并因此擔任了該地政協副主席。這位企業家甚至向當地政府表示，愿意把企業捐獻給國家，專心當政協副主席，不過當地政府并沒有認同。相比而言，傅軍對自己的企業家身份更為自信，對自己的位置認識也比較清醒。
